理想法學教育與良善法律人之治——《磨鏡》書評
2019年6月13日      ( 正文字號: )
文章標簽:法律文化   法與文化
[ 導語 ]
秦鏡可洞察人性善惡,是非曲直,以鏡喻官,則判案公正廉明,不徇私情——這也是以明鏡喻清官的來源。青天坐堂,高懸之匾,所書之鏡即為秦鏡。以鏡為鑒,法尚平直;所磨之鏡,在這個意義上便是教導培育修齊治平經國理事的理想的法律人。
[ 內容摘要 ]
《墨鏡》一書經由法史學層面檢視傳統中國法學教育與傳統法律觀念對于法律人培養之優劣,與當下相映照,以收比較之效,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合理意見與建議,辨析何為真正的“法律人”,探究何為法之精義與法律人之德性,如何在治事與治國層面上成就法律人之治
[ 內容 ]

一、引言

《磨鏡》是一本很特別的書,如果不知道所“磨”之鏡乃高懸之“秦鏡”的話,很多人可能會把它當成是一位女權主義者描繪女同性戀的著作——在中國古代,所謂“磨鏡”原本指的是因女同性戀雙方有同樣的身體結構,似乎在中間放置了一面鏡子而廝磨。如果說明是“秦鏡高懸”的話,便可避免這種誤會。東晉葛洪所著之《西京雜記》中記載秦代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硋……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秦鏡可洞察人性善惡,是非曲直,以鏡喻官,則判案公正廉明,不徇私情——這也是以明鏡喻清官的來源。青天坐堂,高懸之匾,所書之鏡即為秦鏡。以鏡為鑒,法尚平直;所磨之鏡,在這個意義上便是教導培育修齊治平經國理事的理想的法律人。

《磨鏡》的特別之處在于,它雖然是在探討應然的理想法學教育,但并非是針對當下法律院系具體課程制度利弊之研析,亦非站在中西比較的層面分析不同法系具體教育設置的問題——這是當下探討中國大陸法學教育時的既定思路,或曰思維定式——而是經由法史學層面檢視傳統中國法學教育與傳統法律觀念對于法律人培養之優劣,與當下相映照,以收比較之效,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合理意見與建議,辨析何為真正的“法律人”,探究何為法之精義與法律人之德性,如何在治事與治國層面上成就法律人之治。

本書的作者張偉仁先生是具有國際聲譽的著名法學家,游學授業歐美多歷年所,精研法史與法理,曾以二十年光陰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輯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計324冊。張先生在哈佛讀的是中國法律史,在外國教授的是中國法,研究著述用的是英文,這似乎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從法史學角度檢討法學教育,我們不禁會追問,什么是中國意義上的法律?法史學與現行法制之間是什么關系?為何及如何研究中國法律?傳統觀念之于現代法制有怎樣的影響?進而,理想的法學而非法律教育應如何進行?什么是理想的法律人,以及法律人之治究竟意味著什么?

張偉仁先生討論乃至批判當下的法學教育自是有的放矢,無論是久已實現法律人之治的歐美社會,還是完成了民主轉型的我國臺灣社會,抑或對法律人之治充滿憧憬的中國大陸,張偉仁先生均曾歷久觀察,往還執教,其所憂所慮,自是切中肯綮,鞭辟入里。筆者隨先生研讀有年,作為一個習法之人,對于當下法學教育所存在之問題,非僅感同身受,乃是切身經歷,周圍習法之人亦多,為筆者提供了悉心觀察法治環境與法律志業的機會;筆者恰巧又有從事兩岸法學交流的實踐,于法治亂象與法律人操守之不良多有見聞,尤其對所謂法律人之治更多警醒怵惕,自然對張偉仁先生本書所言,多所感悟,愿將所思心得,呈現于博雅君子。

二、法學品性的超越維度:義理與事功之間

《磨鏡》是張偉仁先生出于其切身經歷與悉心觀察,對比我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法治實踐,針對法學教育所存在的問題而寫的。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技術層面上的,更有觀念層面上的;這些問題也不局限于一時一地,但尤以當下為甚。固然,兩岸于法治及法學教育領域所存在的問題很多是相通的,但基于不同的發展路徑與理念實踐,當然也會有技術與程度層面的差異。相比較而言,當下大陸的法治問題似乎更為復雜,如芒在背之感異常強烈:審判獨立之難以實現,公權力張揚之無從制約,法律從業者之職業操守難孚眾望,人為之冤假錯案迭出,種種社會不公不義之處常見法律人之“助紂為虐”,掮客們斤斤計較于自身利害而罔顧社會公益之怙權弄法,鄙夷乃至逃離法學院之聲時時與聞,尤有甚者,觀乎袞袞諸公,上至法科祭酒,下至莘莘學子,“老流氓”(LLM)招搖過市,假洋人欺之以方,欺名惑眾,毫無赧顏——這一切,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如何才能杜絕專制人治而實現理想之法治?我們所接受的法律知識能否使我們在社會中安身立命?法律之品性可否予人心靈之慰藉?什么樣的法學教育才能培育出理想的法律人?法律人之治的確切意涵究竟為何?

眾所周知,自清末變法以來,傳統中華法系之祚遽斬,中國移植引進了許多外國法律,但在規范與事實、制度與理念層面上一直捍格,尤其成文法律與現實之脫節,法學教育之專門化、專業化往往形成自說自話,從而,文本上的法律與生活中的現實幾乎絕緣,這又形成有法不依之局面。而當下法學教育之失敗,更在于:第一,內容之偏窄淺薄,唯法條馬首是瞻,簡單的法律實證主義取向排除了法律之外的其他社會規范,致使法科生于社會茫然不知,目光如豆,遑論溝通人群,定分止爭;更有現實中二十來歲的白口紅唇之小子,本身尚未有談婚論嫁之經歷,反而操辦調停裁斷離婚糾紛,真是強人所難。第二,取法萬國繼受而來的法律制度如同“百衲衣”,光怪陸離之余,法學教育重洋忘本,乃至標榜英文授課,教的幾乎全是外國的東西,一般學法之人沒有能力去探究其背景,開口薩維尼閉口羅爾斯,于外國某一法條某一制度某一實踐如何看似如數家珍,于中國情勢實則懵懂無知,觀乎法科生有關刑訊逼供之“同情之了解”,對計生慘案之“不能以手段否定目的”等奇談怪論,每每令人扼腕,“法律人,你為什么不爭氣?”第三,這種教育重在講述技術性的法條乃至法律技巧,以期能辦實事兒,“聽話兒,出活兒”,忽視乃至無視德育,尤其法律倫理之探討,以至于周圍習法之人,每每成為深文周納,善于鉆營取利的刀筆吏,間或有立法者陷入部門利益而罔顧社會公義,假法治之名而行營私,司法者無從扼守社會公正的最后閘門而枉法縱法,冀以分一杯羹,執法者毫無凜遵一厘米主權的良心原則而視豪奪弱勢為禁臠,恣睢任意,更惡者甚或甘為鷹犬,使得法理意義上的魏、蜀、吳,直變成法律實務中的劉、關、張。

張偉仁先生學貫中西,卻慎言比較法研究,而其所做的中國法史學研究,恰恰為其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比較法研究視角。一則現行法制受傳統觀念之影響既深且遠,不必詳論,先秦諸子學說所形成的傳統觀念,仍舊于國人行為有莫大影響,追尋傳統觀念的起因,在弄清楚了對于我們今日的行為與法制有若干影響的傳統觀念之后,找出這些觀念的起因,才能設計出相應的策略,以維持或變易這些起因和觀念,進而改善現行法制。二則欲求攻錯之利,將現行法制與我國傳統中的同類問題相比,伐柯視柄,便是得古今對比與中西對比之兩利。這也是中國法意義上的“比較法”研究。

那么,討論理想的法學教育為何要從法史學如入手?或者說,為什么要從法史學的角度批判當下的法學教育?在當下法學院系受過系統教育的人都清楚,法史學乃至法理學都不是受重視的科目。然而,法史學乃至廣義的法理學卻是通盤研究法之“精義”,深入探討傳統觀念與現行法制之互動、法律與社會之間的互相影響、法律制度與法律思想的內在連接、法律與法學的品性內涵、法律與其他規范的順位選擇、法律的規范性與事實性之間乃至法的本體論與現象學之內在聯系的學問,尤其是,在超越了單純或極端的實證主義法學的基礎上,法史學—法理學更具有探究法之價值與道德性的內在要求,從而,它們便是在培育法律人的德性,是法律知識論層面的智育之外的本體論之德育。而這一點,原本在西方建制化的法學教育里面是存在的,無論是法學之外的宗教學、倫理學,還是自然法意義上的價值論,或者批判法律實證主義而興起的新自然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關照了法的超驗維度。然而,近代中國的法律建制,截取實證主義的法律觀,復由半盤西化的蘇俄法律工具主義之虛無化,“蘇聯教育制度只培養專家——有一技之長卻沒有思想,而歐美教育制度培養的是學者——有獨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識”。遂邯鄲學步,一誤再誤,尤其是功利主義的法律價值取向,純視法律為工具,將整體的法學予以割裂,將完整意義的法律制度大卸八塊,反成饾饤之學,必然造成現實中的短視與短見;尤其缺乏法律倫理的衡量,沒有先驗與超驗層面的關照,必致人性之惡的層面膨脹,物欲橫流,更甚者乃至萬劫不復矣。然而,研習法史學尤其是中國法律史對于反思并解決上述種種問題到底可能提供哪些積極意義呢?


本文來源:愛思想

本文作者:王進文

責任編輯:劉煉箴,實習編輯:向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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