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聰:論行政罰沒款不屬于純粹經濟損失
2019年6月15日      ( 正文字號: )
文章標簽:
[ 導語 ]
在食品安全行政處罰案件中,某些法院認可了此類行政罰沒款的民事可追償性。然而,此類案件并不屬于產品責任糾紛,行政處罰的專屬性、被處罰人自身的行為和過錯、行政救濟的可用性也都不支持此類行政罰沒款的民事可追償性。除此之外,行政罰沒款既不屬于所謂純粹經濟損失,也不屬于因違約造成的損失。肯定行政罰沒款的可追償性,會產生一系列不良后果。該類行政罰沒款的民事可追償性在法理上存在缺陷,在法政策上亦有可斟酌之處。
[ 內容摘要 ]
本文將通過對2017年的“好藥師”案的分析,探討行政罰沒款的民事可追償性。本文認為,行政罰沒款不屬于純粹經濟損失,不可進行追償。
[ 內容 ]

作為一個民法前沿問題,圍繞“純粹經濟損失”的探討多見諸于學術研究之中,而極少用于司法實踐。但個別法院卻在近年來幾起有關食品安全行政罰沒款的民事追償案件中,大膽采納了這一尚未達成共識的概念學說,并依此做出判決。這一做法的恰當性、合法性理應受到關注,筆者不揣淺陋,希望能夠通過本文的討論,拋磚引玉,開啟相關問題的思考。

在2017年的“好藥師”案中,原告北京好藥師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好藥師公司”)銷售的堿性營養蛋白(固體飲料)由于其標簽不符合法律規定,被北京市大興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大興食藥局”)予以行政處罰。好藥師公司在繳納了行政罰沒款20余萬元后,以該批堿性營養蛋白的生產者——山東康美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美藥業公司”)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案由為產品責任糾紛),主張其因行政處罰而產生的財產損失應當由被告承擔。一審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好藥師公司實施行政處罰是由于好藥師公司的經營行為具有違法性,行政處罰是針對特定相對人的違法行為實施的懲戒。處罰金額與貨值金額及違法所得(獲利)相關,而好藥師公司自身系確定貨值金額(即給所售食品定價)及獲取違法所得的主體,行政機關對好藥師公司行政處罰是對其自身違法行為的處罰。好藥師公司通過本案產品生產者責任糾紛的民事訴訟,要求其他主體就其被行政處罰的金額賠償經濟損失,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好藥師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撤銷一審判決,做出改判。二審法院認為:“根據《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的立法意旨,從促進企業依法依規生產經營出發,對于生產者將其生產的不符合法律、法規或者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投入流通,經營者因經營上述食品被行政機關給予行政處罰后,就其因行政處罰所受損失向生產者主張賠償的,應予支持。經營者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生產者的賠償責任;經營者明知所采購的食品不符合法律、法規或者食品安全標準仍予以銷售的,生產者不承擔賠償責任。生產者因上述行為已接受行政機關處罰,并以此為由抗辯主張免除或減輕賠償責任的,不予支持。根據查明事實,好藥師公司被處以行政罰款的原因是其‘經營標簽不符合規定的預包裝食品’,即康美藥業公司生產的名啟堿性營養蛋白固體飲料系列。在案證據證明,好藥師公司進貨渠道合法,對于經營產品應符合法律、法規或者食品安全標準等在能力范圍內盡到相應注意義務,可以認定其不存在過錯。康美藥業公司對好藥師公司主張合理經濟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此判決創設了“行政罰沒款民事可追償性”的司法先例,而其給出的請求權基礎即尚在學術探討階段的“純粹經濟損失”(判決書中使用的是“合理經濟損失”字眼,所適用的法條是《侵權責任法》第6條)。本文認為,這一認定沒有法理依據,值得商榷。

第一,此類案件并不屬于產品責任糾紛。所謂“產品責任”,指產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產品制造者、銷售者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結合《侵權責任法》第41條、第42條可知,這里的“他人”顯然不包括產品銷售者自身。而本案的原告好藥師公司屬于產品銷售者,故不屬于法律規定的“產品責任糾紛”的請求權主體。

第二,行政處罰具有專屬性,不得轉嫁他人或向他人追償。好藥師公司向大興食藥局繳納的罰沒款不屬于“產品責任糾紛”及侵權法意義上的損害。所謂侵權法意義上的損害,是指被侵權人因他人的加害行為或者物的內在危險之實現而遭受的人身或財產方面的不利后果,其應當具有以下特征:(1)損害是侵害合法民事權益所產生的對被侵權人人身或者財產不利的后果;(2)這種損害后果在法律上具有救濟的必要與救濟的可能;(3)損害后果應當具有客觀真實性和確定性。本案中,大興食藥局向好藥師公司出具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京興)食藥監食罰[2017]190190號】載明兩項處罰措施:1、沒收違法所得;2、罰款。兩項處罰措施是同時施行、不可分離的。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雖是財產罰,但不能等同于民事上的財產損失。因為罰沒款屬于一種行政處罰措施,而行政處罰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義務的實現,而是通過處罰造成違法者精神、自由和經濟利益受到限制或損害的后果,從而使違法者吸取教訓,杜絕重犯。可見,行政罰沒款是違法行為人對國家所負的公法上的債。這種債具有天然的人身專屬性和不可協商性,是因行為人自身的行為和過錯構成了某一具體違法情形,行政機關苛以強制性的制裁措施,與他人無關,必須由違法行為人自己承擔,不能轉移給他人或向他人追償,否則無法實現處罰的教育目的和治理目標。而民事上的財產損失乃基于合法權益遭受他人(私主體)不當侵害時而產生的不利后果,其請求權(私法上的債)具有可減約性、可讓與性乃至可放棄性。

第三,好藥師公司之所以受到行政處罰,是因為自身的行為和過錯——未盡到法律苛以食品銷售者的審查注意義務而導致的。根據《食品安全法》第53條和第60條,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劑)經營者采購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劑),應當查驗供貨者的許可證和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劑)出廠檢驗合格證或者其他合格證明,建立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劑)進貨查驗記錄制度,如實記錄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劑)的名稱、規格、數量、生產日期或者生產批號、保質期、進貨日期以及供貨者名稱、地址、聯系方式等內容,并保存相關憑證。記錄和憑證保存期限應當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未盡到上述進貨查驗和如實記錄義務的,行政機關有權依法對其采取相應的處罰措施(如《食品安全法》第125條第1款規定,食品生產經營者采購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的;生產經營無標簽的預包裝食品、食品添加劑或者標簽、說明書不符合本法規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劑的,行政機關有權沒收違法所得和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食品添加劑,并處以罰款)。同時,《產品質量法》第33條也規定:“銷售者應當建立并執行進貨檢查驗收制度,驗明產品合格證明和其他標識”。相比于其他產品或商品,《食品安全法》苛以食品銷售者如此高的審查義務,就在于食品不是普通的商品,它與人的生命健康直接相關,且對于餐館、飯店、超市等提供餐飲服務和入口食物的企業來說,食品是已經加工好可以直接食用的,消費者難以從其他途徑了解該食品或食品添加劑是否達標或安全,只能是基于對餐館、飯店、超市等的信任。因此,食品銷售者、經營者必須負有更加嚴格的審查注意義務,以此保證食品的安全性、可靠性,這是食品銷售者、經營者自己需要承擔的獨立的法定義務,而不是代為履行食品生產者或他人所負的義務。

第四,根據《食品安全法》第136條,食品銷售者、經營者如果履行了進貨查驗等義務,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采購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并能如實說明其進貨來源的,可以免予處罰。又根據《食品安全法》第125條第2款,生產經營的食品、食品添加劑的標簽、說明書存在瑕疵但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處二千元以下罰款。這充分體現了處罰與過錯相當的比例原則。實際上,根據二審判決所載明的事實,好藥師公司在接受大興食藥局的處罰時,也已經向大興食藥局提供了食品的進貨來源、進貨查驗記錄、供貨者的許可證以及食品出廠檢驗合格證等相關證明材料,其“對于經營產品應符合法律、法規或者食品安全標準等在能力范圍內盡到相應注意義務,可以認定其不存在過錯”。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36條和第125條第2款的規定和之前的執法慣例,大興食藥局就應當免于處罰。由此可見,好藥師公司針對大興食藥局作出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處罰決定,完全可以通過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方式尋求充分、有效且正當的救濟(故該行政罰沒款不滿足前述民事侵權損害的客觀性、確定性和民事救濟的必要性等諸多要件),但其卻主動放棄了法律賦予自己的救濟渠道和維權手段,并且導演了一出“以民事賠償填補行政罰款”的好戲,讓與此不相關的第三人背黑鍋,將難題拋給法院。這種濫用訴權的行為不僅違背了基本的誠實信用原則,還損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因為一旦認定該產品責任侵權行為成立,實際上就是讓康美藥業公司替好藥師公司繳納了這筆行政罰沒款,但康美藥業公司并不是該行政處罰行為法律上的“行政相對人”,天然不享有任何說理途徑和救濟手段,屬于“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對其是極其不公平的。),理應不予支持,故二審改判康美藥業公司賠償好藥師公司所謂的“純粹經濟損失”毫無任何事實與法理依據。

第五,按照理論通說,所謂純粹經濟損失,是指由他人一定的行為所造成,沒有受害人本人被侵害的絕對權或被違反的債權可依附的金錢上的損失。可見,純粹經濟損失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概括,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其由兩個要素構成,即(1)不因或不依附于侵犯絕對權或構成違約而獨立存在;(2)僅限于金錢上的不利益,不涉及人身或精神損害。民法上的“損失”有兩種,即“本來應當增加的而沒有增加”和“本來不應當減少的卻減少了”。顯然,好藥師公司所謂的“損失”只是因其自身的違法行為應當向行政機關繳納的罰沒款(即公法上的債),這既不屬于應當增加的,也不屬于不應當減少的。我國從來沒有哪個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或在先判決將行政罰沒款認定為民法上的“損失”,更談不上將其認定為“純粹經濟損失”。誠如前文所述,行政罰沒款乃公法上的債,具有人身專屬性,是因行為人自身的原因和過錯構成了某一具體違法情形,行政機關苛以強制性的制裁,與他人無關,必須由違法行為人自己承擔,不能轉移給他人或向他人追償。而民法上的財產損失則屬于私法上的債,具有天然的可變更性、可替代性和可交易性,其與行政罰沒款性質上截然不同,不能混為一談。“好藥師”案二審判決認定違法行為人可以就其罰沒款向第三人追償,實際上就是否定了行政機關施行具體行政行為的嚴肅性、正當性、科學性和權威性,并且堵住了被追償人尋求合理救濟的通道,甚至鼓勵了濫用訴權,很可能導致這類糾紛大量涌現,這種做法是極其不合理的,并不符合“純粹經濟損失”的本意和原理。

第六,退一步講,即使好藥師公司繳納的罰沒款構成純粹經濟損失,那也應當不予賠付。世界上絕大多數法域對純粹經濟損失秉持的基本態度是——不予賠償。創設“純粹經濟損失”概念的初衷和目的就是為了劃定可賠償的損失與不可賠償的損失之間的界線,將不予賠償的損失冠以“純粹經濟損失”之名將其過濾掉或排除掉,而不是額外增加或擴張賠償的范圍。純粹經濟損失不予賠償的理由和正當性基礎就在于:其一,水閘理論。如果純粹經濟損失可以獲得賠償,那么侵權責任就會像洪水爆發一樣到處泛濫成災,而排除規則就像一道防洪閘一樣,抵御了這種災難的發生,這就是有關純粹經濟損失問題最常為人所提及的“水閘理論”。其二,過錯與責任成比例原則。純粹經濟損失通常都是行為人無法預見、難以預見的損失,且損害后果與其行為之間也不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關系,如果讓行為人賠償純粹經濟損失,必將導致行為人“大禍臨頭”、“動輒得咎”,其責任承擔與其主觀意愿明顯不成比例,對其是極其不公平的。其三,維護人們的基本行動自由。人在社會之中,就必然相互發生影響。一個社會從來不能奢望每個人只對他人發生好的影響,而不發生壞的影響。侵權法所秉持的價值觀是:當利益的維護與行為自由發生沖突時,行為自由優先。行為自由對于個人發展其人格,特別是從事其職業來說是必要的。一個人因為他人的間接原因而發生損失即使得不到補償,卻可以從行為自由的方面得到彌補。其四,賠償純粹經濟損失違背倫理觀念和基本常識。損害原則上應被認為是一種不幸的命運,法律不應當試圖改變這種不幸。純粹經濟損失原則上只能被視為一種壞運氣,這種壞運氣是損失方可以預料得到且內心可以忍受的損失,司法應該只救濟值得幫助的案件,而不應過于積極和能動。其五,優越法益理論。法律保護的對象之價值是有位階的。人身權益是第一位的,財產權中的絕對權(物權、知識產權)次之,再次是債權。而純粹經濟損失僅僅是一種或然的預期利益,其是否能夠實現無法確定,故不應得到法律的救濟。其六,經濟分析視角。純粹經濟損失的絕大多數場合,并不存在負外部性,因為無須消除之,即便存在負外部性,也并非都應當以損害賠償的方式進行內化。

《德國民法典》第823條2款和第826條區分了一般財產(絕對權)損失和純粹經濟損失,并確定了純粹經濟損失原則上不予賠償規則,從損害類型的角度清晰地限定了可請求賠償的類型,為法官排除一定范圍內的損失提供了清晰的標準。而英國和美國則通過長時間的實踐積累和判例制度同樣確定了純粹經濟損失不予賠償的規則。《法國民法典》雖然設立了損害賠償的一般條款,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國成了給予純粹經濟損失賠償的天堂。在法國侵權法上,純粹經濟損失的賠償受到來自司法實務的嚴格限制,主要途徑包括過錯、損害和因果關系等構成要件。同樣地,我國也沒有在立法上建立純粹經濟損失應當予以賠償的規則,甚至連是否存在“純粹經濟損失”這一概念都值得懷疑。葛云松教授對《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進行了細致考察后指出,“查閱立法前后的有關學說,可以發現,有關的討論都沒有直接討論到相當于純粹經濟損失的問題”。同樣地,張谷教授和姜戰軍教授也認為,《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的規定,已經被第117-120條的列舉所限制,“財產”的含義應被解釋為只包括絕對權,不包括絕對權之外的財產利益,而《侵權責任法》第2條第1款應同樣解釋為以絕對權為基礎構成侵權,否則就無法理解其絕對權的詳細列舉。“好藥師”案二審判決甚至連《侵權責任法》第2條都沒有援引,而直接適用本屬于解決侵權歸責原則的《侵權責任法》第6條。

雖然有個別學者認為,在同時滿足(1)行為人存在明顯故意或重大過失;(2)加害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損失存在直接因果關系;(3)判決賠償并不會造成行動自由的嚴重限縮等要件的前提下,可以通過立法明確規定某一類型的純粹經濟損失可以賠償。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已通過某些特別立法(如《注冊會計師法》第42條、《公司法》第208條)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某些司法解釋(如《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某些類型的純粹經濟損失給予了一定賠償或補償,但顯然沒有哪個學說觀點、立法條文或司法解釋認為本應由違法行為人自己承擔的行政罰沒款可以戴上“純粹經濟損失”的帽子從而得以向無關且無辜的第三人追償。食品銷售者、經營者負有法律規定的事先審查和注意義務,這種審查、注意義務顯然應由其自己履行并判斷。作為另一個獨立主體,食品銷售者、經營者的上家或最初生產者不可能控制、干預或代替下家履行與自己毫不相關的審查、注意義務,即與下家因其自身過錯(未盡到審查、注意義務)而承擔的行政處罰毫無任何因果關系。當然,食品生產者也應當因其自身的行為和過錯(如生產的食品質量不合格、不達標)而承擔并接受相應的行政處罰,但此項處罰顯然應當由行政機關根據法律和事實單獨作出,而不應當由法院通過所謂的“純粹經濟損失可追償”來變相處理。在“好藥師”案中,二審法院認為:“在案證據證明,好藥師公司進貨渠道合法,對于經營產品應符合法律、法規或者食品安全標準等在能力范圍內盡到相應注意義務,可以認定其不存在過錯。康美藥業公司對好藥師公司主張合理經濟損失應當承當賠償責任。”既然好藥師公司已經盡到了相應的注意義務,理應成為其免于行政處罰的正當理由。既然行政處罰因欠缺實質要件而不應當得到支持,那為什么還要繼續肯定它并轉嫁給不相關的第三方承擔呢?就這筆行政罰沒款而言,康美藥業公司到底是因為其存在明顯過錯還是直接因果關系而需要承擔責任呢?對此,二審判決顯然說理和論證不夠充分。

第七,行政罰沒款也不屬于因違約造成的損失。在2015年的“人參海狗丸”案中,原告海寧市海港醫藥公司因銷售假冒保健食品而被海寧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處以沒收違法所得及罰款共計9萬多元的行政處罰,原告隨即以供貨方嘉興倍康商貿有限公司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主張這筆行政罰沒款應由被告承擔。法院最終支持了原告的主張,其依據是雙方曾簽訂《商品采購合同》,其中約定了質量保證條款,即如果被告提供的產品違反國家規定,造成原告損失的,責任由被告承擔,且原告購進這批保健食品索取并審核了相關資料,未造成危害后果,主觀無故意,故被告應承擔因違約給原告造成的損失(行政罰沒款)。雖然該判決沒有創設所謂的“純粹經濟損失可以賠償”規則,但通過支持違約之訴事實上認可了行政罰沒款可以民事追償。管見認為,這種做法及理由同樣站不住腳。違約的前提是該約定成立并合法有效。誠如前文所述,食品銷售者、經營者應盡到法定的審查、注意義務,如果因未盡到此義務而遭受行政處罰屬于公法上的債,不可推卸給他人承擔或事先通過合同免除或逃避。行政監督管理部門針對食品經營者的處罰是基于其未盡到法定的審查、注意義務,而并非該食品本身是否假冒或存在瑕疵,這是兩個完全獨立的監督管理對象,否則,盡到了審查、注意義務便可免于處罰就成了無源之水,因為該食品仍然是假冒的或存在瑕疵的。因此,在《商品采購合同》中約定免除一方的法定義務或將該法定義務推卸給另一方承擔屬于《合同法》第52條所規定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情形,乃無效條款,故不存在違約之可能。退一步講,即使生產者明知該食品乃假冒偽劣或存在瑕疵,對其下家存在隱瞞、欺詐等締約過失,也不能成為下家(食品經營者)可將其遭受的行政處罰向生產者追償的理由。原因仍然在于該行政處罰是針對食品經營者自身未盡到法定的審查、注意義務而施加的,而不是針對食品本來的問題或瑕疵做出的。也因此,如果經營者已經索取并審核了相關資質、證明材料,但依舊因為欠缺技術條件或成本過高等客觀因素無法識別真偽或瑕疵,則應認定其盡到了法定的審查、注意義務,此時行政處罰便喪失了事實和法律基礎。如果法院肯定這種因不當處罰而生的損失(行政機關所欠之債)可向民事第三人追償,不就是認可了該行政處罰的正確性、合理性、合法性嗎?不就是認為一個民事主體可以替行政機關代為向受害人賠償嗎?

第八,肯定行政罰沒款的可追償性,會產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好藥師”案二審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的立法意旨,從促進企業依法依規生產經營出發,對于生產者將其生產的不符合法律、法規或者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投入流通,經營者因經營上述視頻被行政機關給予行政處罰后,就其因行政處罰所受損失向生產者主張賠償的,應予支持”。這一初衷是好的,但恐怕只會產生事與愿違的不良后果。首先,這相當于直接免除了食品經營者的審查、注意義務,必然危及消費者和社會公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無論是否盡到了審查、注意義務,經營者都可以將自己所受行政處罰向生產者追償,這便使得經營者沒有了履行審查、注意義務的動力或者說沒有了不履行便要承擔不可推卸之責的后顧之憂。雖然可追償的行政處罰加重了食品生產者的責任和注意義務,但對于食品生產者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并沒有能力去控制和監督下家或下下家的行為,即使他能夠保證食品在出廠交付時是達標的、合格的、安全的,但其無法保證后面的運輸、轉售等每個流通環節食品不會變質、霉爛或出現其他狀況。我們不能寄希望于行政機關對每個流通環節每批次食品都檢測督查,而應當將責任和義務賦加給履行注意義務成本最低的主體——每個環節的食品經營者。其次,支持行政罰沒款可追償會鼓勵不誠信的濫訴行為和投機行為。這里分兩種情況:其一,食品經營者未盡到審查、注意義務而遭受行政處罰。如果該行政罰沒款可以向其上家追償,則會助長“找墊背”心態——將因自身過錯而產生的不利后果轉嫁給他人承擔。類似案件必然會不斷涌現,且當事人不會息訟服判(因為其上家或最初生產者就其一個行為承受了兩次甚至多次處罰),從而大大增加訴累和司法成本。其二,食品經營者已盡到審查、注意義務卻仍遭受行政處罰。此時,被處罰的經營者本可以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得到合理救濟。但如果法院支持罰沒款可向第三人追償,則拿到民事賠償的被處罰人完全有可能再從行政機關那要回罰沒款,故會鼓勵敲竹杠、通過司法訴訟獲取不當利益的心態。最后,肯定行政處罰可向第三人追償不利于行政機關朝正確方向進步和發展。行政行為必須合情、合理、合法,并應當接受司法機關的監督和評價。支持行政處罰可向其他民事主體追償客觀上使得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制度設置失去了意義,并且很可能造成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超限執法等惡果。

任何法律規則都是關涉各種利益平衡的精巧安排,司法裁判者不能想當然地以一種所謂的樸素正義觀(名義恰當實際偏頗)來試圖改變規則、創設規則。據筆者觀察,像“好藥師”案二審判決這樣認為行政罰沒款可民事追償的做法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被追償的被告往往抱著一種“花錢消災”的心態希望盡快了結糾紛,而不會去探究如此判決會給今后類似裁判、法律制度文本及整個社會秩序帶來什么樣的后果。但這樣的后果確實產生了,并且在不斷發酵:它將民事損失和責任主體泛化,創造了一種新的財產權類型,破壞了損害賠償請求權必須以過錯和因果關系為前提要件這一普遍共識,顛覆了民法“意思自治、風險自擔”這一基本原則,助長了不誠信的濫訴和投機心理,架空了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監督體系,并最終很可能因免除或推卸審查、注意義務而使得我們的食品、藥品更加不健康、不安全。

[ 注釋 ]

【1】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4226號民事判決書。
【2】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終2930號民事判決書。
【3】王利明:《民法》(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53頁。
【4】王利明:《民法》(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12頁。
【5】應松年、劉莘:《行政處罰立法探討》,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5期。
【6】姜戰軍:《論純粹經濟損失的概念》,載《法律科學》2012年第5期;
【7】張新寶、張小義:《論純粹經濟損失的幾個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4期;
【8】陳磊:《普通法視角的純粹經濟損失》,載《清華法學》2010年第5期;
【9】葛云松:《純粹經濟損失的賠償與一般侵權行為條款》,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5期。
【10】張谷:《作為救濟法的侵權法,也是自由保障法》,載《暨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11】“人參海狗案”:(2015)嘉海商初字第843號民事判決書。
【12】張清波:《行政罰款應當由誰來買單》,載《北京日報》2016年7月13日版;
【13】楊茜、善筏:《買假貨被行政處罰竟可追償?》,載《嘉興日報》2016年1月25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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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鐘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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