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情事變更制度若干問題探討
2019年5月22日      ( 正文字號: )
[ 導語 ]
       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貿易糾紛也日益增多,當事人在締約時無法預料的風險大量出現,實踐中有必要借助情事變更原則平衡當事人的利益,以維護合同的實質正義。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王利明教授在《情事變更制度若干問題探討——兼評<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323條》一文中對情事變更規則的制定與修改提出了建議。
一、問題的提出

情事變更,是指在合同成立并生效以后、履行終止以前,發生了當事人在合同訂立時無法預見的客觀情況變化,致使合同訂立的基礎喪失,如果繼續履行合同對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因此依據誠信原則允許一方當事人變更或者解除合同。

我國《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一審稿)第323條對情事變更作出了規定。該條第1款規定:“合同成立后,訂立合同的基礎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于當事人一方明顯不公平的,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可以請求與對方重新協商;在合理期限內協商不成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解除合同。”該規定區分了情事變更與商業風險,但將不可抗力排除在情事變更的范圍之外,同時對繼續談判義務的規定也有待完善。

二、《民法典合同編》應當區分情事變更與商業風險

從我國相關司法實踐來看,可以參考下列標準對情事變更和一般的商業風險進行區分:

第一,可預見性標準。所謂可預見性,是指當事人在締約時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的預見程度。商業風險通常具有一定的可預見性,即便當事人聲稱其沒有預見,也應當從客觀情事出發,推定當事人已經預見。嚴格來說可預見性的判斷應當采主觀標準,即要以特定訂約人締約時的預見狀況為依據。然而,在具體的法律適用中,此標準逐漸客觀化,它并不以特定的訂約人而是以一個抽象的一般理性交易人作為考察的對象。在商業實踐中則應當按照商人的標準進行判斷,由于商人長期參與商業交易活動,對相關商業風險的判斷能力較強,因而標準也較高。凡是能夠為一般理性商人所預見的交易風險,均不能視為情事變更。

第二,獲益標準。通常來說,在商業活動中,商業風險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即收益越大風險越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如果某項合同給當事人帶來的利益越大,則其應當預見并承擔的商業風險也就越高。如果某項交易屬于高風險、高收益的范圍,則出現從事該交易可預見的某種風險通常不能被認為是情事變更,而應當屬于商業風險。

第三,影響廣泛性標準。造成價格波動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原因導致的價格波動只影響特定當事人,而有些原因導致的價格波動則會波及不特定的當事人。一般而言,作為情事變更風險的影響應當具有廣泛性。這種廣泛性表現在:(1)該風險對諸多的、一系列的交易會產生影響,而不是僅僅對特定的、個別的交易產生影響;(2)該風險對一系列交易的當事人產生影響,而不限于對特定的交易當事人產生影響。

第四,外部性標準。情事變更的內容往往不是交易中所固有的因素,其通常來源于與交易無關的外部因素。例如,對于價格漲落是否屬于情事變更,應當分析價格漲落的原因,而不應僅僅關注價格漲落的結果。如果引發價格漲落的原因并非交易本身固有的,而且當事人在締約時難以預料,則有可能被認定為情事變更。

第五,風險防范標準。作為情事變更的風險往往是單個當事人無法防范的。由于當事人在締約時無法預見該風險的存在,因而也無法采取相應的措施對其進行防范。而對于具有極大的商業風險的交易,當事人完全可以通過訂立免責條款等方式做出事先的風險安排。

三、《民法典合同編》不必將不可抗力排除在情事變更事由之外

(一)不宜將不可抗力排除在情事變更的事由之外

一方面,情事變更規則存在的目的在于,因為一定情事的發生導致當事人訂立合同的基礎動搖或喪失,如果按照原合同繼續履行,則不符合交互正義的要求,對當事人而言也不公平。在這樣的考量下,就不應當區分造成不公平的原因究竟是不可抗力還是其他原因。

另一方面,無論是不可抗力還是其他原因,都是使得合同難以履行的客觀原因,只要造成了履行艱難、繼續履行對當事人不公平,不論其屬于不可抗力還是其他客觀原因,都可能構成情事變更。

(二)發生不可抗力時應當允許當事人選擇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的法律效果

依據《合同法》規定,不可抗力會導致違約責任的免除和法定解除權的產生。情事變更和不可抗力在效果上的區分,并不意味著不可抗力發生后就不能適用情事變更規則。

不可抗力除導致合同履行不能外,還可能導致合同履行困難,因為從《合同法》117條第2款的規定來看,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該條只是界定了不可抗力的內涵和判斷標準,并沒有規定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如果因為不可抗力導致一方履行艱難,也可能按照情事變更的規定產生法律效果,因此不可抗力與情事變更的適用也可能發生競合。

如果未來民法典不將不可抗力從情事變更的事由中排除,在出現因不可抗力引起履行艱難的情況時,若當事人愿意基于情事變更而變更和解除合同,則法院應當準許;若當事人愿意選擇依據不可抗力解除合同,也應當得到許可。在此情形下,按照私法自治原則,應當尊重當事人的選擇。

四、《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關于繼續談判義務的規則需要進一步完善

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323條對當事人的繼續談判義務作出明確規定,這意味著將其認定為一種法定義務。然而,關于繼續談判義務的規定仍需要進一步完善:

第一,應當明確規定遭受不利影響的一方必須及時要求繼續談判。因為在情事變更發生后,如果受不利影響的一方長期不提出談判,時過境遷后該情事可能已經消失,再提出繼續談判就失去了意義。

第二,應當明確規定繼續談判須遵循誠信原則,不論是受到不當影響的一方,還是對方當事人,都應當本著客觀交流信息的原則,盡可能減少繼續履行的障礙。具體而言,提出重新談判的一方當事人可以提出新的方案,相對人應當響應、提供必要資料或信息,甚至提出其他方案,不拖延地完成繼續談判,以此促成最終合意的達成。

第三,違反繼續協商義務應當承擔不利后果。如果當事人不繼續談判,其是否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鑒于懲罰并非繼續談判制度設立的目的所在,如果一方拒絕談判,導致雙方不能繼續協商,只能由法院依據自由裁量權確定變更或者解除合同。因此,一個理性的當事人應當意識到,由法院變更解除不如由自己繼續協商、談判,這在客觀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法律上沒有必要再課以當事人承擔違反繼續協商義務的賠償責任。但為了督促當事人繼續談判,應當規定違反談判義務所應當承擔的后果,如當事人無法達成協議,并訴至法院請求變更或解除時,法院應當將當事人是否違反繼續談判義務作為判決的依據進行通盤考慮,從而做出公正的判決。



(助理編輯:羅寰昕,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文獻鏈接:《情事變更制度若干問題探討——兼評<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323條》

[ 參考文獻 ]

本文選編自王利明:《情事變更制度若干問題探討》,載《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簡介】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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